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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路径与趋向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5-08-07
 胡奇.经合组织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路径与趋向[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5,31(07):28-39.  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经合组织作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行动者,其数字化转型战略对成员国的政策演进具有显著的规范价值。该研究基于全球教育治理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法,系统解构了经合组织2000年至今发布的28份教育数字化政策文本。研

  胡奇.经合组织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路径与趋向[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5,31(07):28-39.

  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经合组织作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行动者,其数字化转型战略对成员国的政策演进具有显著的规范价值。该研究基于全球教育治理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法,系统解构了经合组织2000年至今发布的28份教育数字化政策文本。研究发现:在战略目标层面,经合组织构建了“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治理愿景,从学校、教学、教育主体三个层面,着力平衡技术赋能与教育正义之间的张力;在实施路径层面,形成“政策规划—评估监测—国际协作”三位一体的推进机制,不仅为各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数据支持,还助推全球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在战略前瞻层面,经合组织基于全球教育数字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从数据治理、质量监管与系统创新三向度锚定未来行动框架。三者共同指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包容性增长”目标,为全球教育系统韧性变革提供了范式参考。

  以数字技术为引擎驱动的社会变革已成为世界性主题,人类社会正从信息时代进入数字时代。教育作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社会发展而言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历史大势,[1]是推动全球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世界各国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各国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初级阶段,信息化推动下的数字化教育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瓶颈。[2]因此,研究经合组织(OECD)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策略,不仅对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启示作用,更对我国如何加快数字中国、教育强国建设,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阐释与他国介绍方面。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国内大致形成两种学说:范式变革说和育人导向说。前者以祝智庭等为代表,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各层面的范式变革过程。[3]后者以袁振国等为代表,认为教育数字化是以育人为导向的有温度的数字化教育。无论是教育范式变革说,还是育人导向说,都从本质特征与价值导向对教育数字化进行了内涵阐述。

  近年来,关于世界各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已有部分学者涉猎,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区域,研究内容涉及政策、教师、高校等多个主题。王景等梳理美国政府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指出美国行动不仅是应对全球数字权力竞争的挑战,也是巩固数字霸权的积极应对。[4]吴梦徽等聚焦德国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剖析了德国如何将教师教育数字化作为推动德国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手。[5]刘淑华等聚焦俄国高等教育领域,总结出俄罗斯转型战略主要围绕五大关键方向、推进七大项目,旨在推动科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和学生个体的自我实现与才能发展。[6]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教育数字化发展较有特点的一些国家。但仅有少部分学者关注国际组织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且多集中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例如,有学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报告进行了梳理,[7]还有学者对欧盟及其成员国近年来颁布的教育数字化政策进行了研究。[8]

  上述研究总结出国际视野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表征和特点,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启发和借鉴。但目前学界针对经合组织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分析较少。经合组织在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对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关注也由来已久,其推出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0年就纳入“学生信息通信技术熟悉度调查问卷”(ICT familiarity questionnaire),目的是了解测评国家或地区的学生使用ICT以及学校信息技术建设情况,[9]这也是经合组织关注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初步尝试。因此,研究经合组织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从全球治理视角出发,采用文本分析法,在OECD数据库中搜索教育领域报告,以数字(Digital)、信息化(Informat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为关键词,以“英语文本”“报告”为限制条件,进行相关性筛选后获得28份教育数字化主题政策报告(见表1)。本研究以28份报告为分析文本,系统分析了经合组织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倡议、具体内容以及实践路径,以期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经合组织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愿景是构建数字教育的生态系统,涉及学校、教学、教育主体三个层面。

  塑造成员国学校数字管理系统,是经合组织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主要体现在学生信息系统和教育资源管理系统两个方面。

  首先,塑造学生信息系统。学生信息系统不仅仅是以统计为目的的学生个人信息录入,而且是多层次的参与者互动。从学生层面来看,学生信息系统是学生信息的登记册,可以收集每个学生的轨迹信息。从学校层面来看,它允许学校管理和跟踪有关学生的个人信息,与学生之间形成信息推送与接收的双向沟通,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更有利于响应国家政策,并借助所收集的信息生成研究证据,为国家内部的教育政策提供信息。学生信息系统是各国建立数字教育基础设施的起点,但随着数字生态系统的成熟,从学生信息系统升级为可响应国家政策并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的学校数字管理系统,是经合组织构建教育数字生态系统的目标之一。

  其次,构建教育资源管理系统和家校沟通平台。一方面,教育资源管理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使教育资源能够更广泛地覆盖学生。这有助于解决不同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为学生提供更平等的学习机会。此外,该系统还能够追踪和评估不同教育资源的使用情况,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持,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构建家校沟通平台。家校沟通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便捷,这种平台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递,更能促进学校、教育者和家长之间的紧密互动。家校沟通平台可用于发布学校通知、反馈学生学习情况、提供在线家长会议等,从而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作,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学习过程。

  上述学校数字管理系统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构建更加综合、互联的数字生态系统,还能为教育决策提供更全面、实时的信息。通过在教育数字生态系统中强化这些横向拓展的组成部分,经合组织旨在建立更加健全、高效的数字化教育体系,为成员国提供有力的支持。

  “数字技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是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三大关键因素。将技术有效融入教育过程中的“教”与“学”是经合组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标之一。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依赖该技术的商品和服务日益增多,也催生了对数字能力的更高需求。从教学过程来看,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有利于加强青少年的传统学习经验。为实现技术融入教学的目标,发展“技”“教”“学”相互融通的系统是经合组织的愿景之一。由于数字工具的可用性和使用性仍存在较大差异,经合组织需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技术普及与技术使用。

  一是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普及使用。尽管教育科技取得快速发展,但数字技术的使用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并未全面覆盖。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TALIS)是经合组织开展的一个国际间对教师专业发展、教学理念及实践、教师工作环境进行调研的项目。TALIS 2013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8%的初中教师表示经常让学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项目或课堂作业。[10]而这一数据,在TALIS 2018中也仅仅提升到53%。[11]

  二是如何有效将技术应用于教学。经合组织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确保每个人从中受益,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教育中的贫富差距。大部分数字技术的产生并非专门为教育而设计,把普适的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可能会费力不讨好,只有依据课程内容的特点,选择合适的信息技术才是好工具。[12]对教师而言,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尽管60%的中学教师在2022年接受过数字教育培训,但仍有20%的教师表示需要进一步培训。[13]对学生而言,重要的是学习技术如何适应特定环境并有效融入学习过程,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就师生互动而言,2018年的PISA结果显示:教师主导下使用数字设备比学生自主使用数字设备更有利于提高学生成绩。[14]

  教育必须为学生的未来培养合适的技能,这是经合组织教育政策的核心。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涉及三大主体:教师、学生和其他教育相关主体。

  首先,教师需要接受充分培训,以便能够有效地教授数字技术。经合组织认为,教师将在未来教育中发挥核心作用。有学者预测,人工智能将成为教师角色转变的“催化剂”,使教师从常规和耗时的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将精力投入到富有创造力的教育工作中去。[15]如果教师缺乏相应的数字技能,将无法有效应用数字技术,进而无法推动教育革新,那么国家对数字技术的投资,不仅可能无法获得预期回报,甚至还会带来潜在风险。

  其次,学生需要接受系统的技能培训。在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学生数字技能的培养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教育任务。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革,传统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学生应对未来挑战的需求。因此,培养学生的数字技能,使其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技术工具,已成为适应未来社会和职场需求的关键要素。数字技能不仅涵盖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更涉及信息搜集、分析、解释以及数字沟通的能力。随着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上技能将从竞争性技能转变为普及性技能,学生数字技能的培养不仅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应成为提升个体竞争力和参与社会活动的关键因素。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获取和运用数字技能的机会,而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教育系统内其他主体,如学校管理者、技术支持团队等也是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参与者,他们同样需要具备与数字化环境相适应的技能和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员需要有效使用数字工具和平台,以确保教育数字化的顺利推进。因此,针对他们的培训应涵盖但不局限于数字工具的操作、信息安全教育以及对教育数字化政策的理解。通过上述培训,使其能够更好地参与教育数字化转型,提高整个教育体系的协同性和运行效率。

  纵览其他国际组织的相关政策文本可知,主体能力提升是各大国际组织的关切所在,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都强调“技能”和“数字能力”,并明确将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相关技能培养视为促进公民个体发展的战略起点。

  从各国的行动举措可知,尽管其实践方式各有差异,但大多数国家主要是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中层资源支撑,评价赋能”“基层能力发展”等方面展开本土实践。国际组织与国家相比,更强育理念倡导、国际协作、成员国治理等。经合组织根据自身宗旨、目标、特性和教育理念,其行动路径大致可归纳为“政策规划—评估监测—国际协作”。其中,政策规划为各成员国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转型战略的引领方向;评估监测是经合组织全球教育发展领域的重点板块。经合组织持续监测并评估成员国的教育体系表现,以大规模的教育统计工作为各国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国际协作是经合组织打造国际教育交流平台、分享最佳实践和经验的主要方式,提供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资源共享,可促进全球教育数字化发展。以上三个维度逻辑紧密、相互支持,充分发挥了多要素协同作用带来的联动效应。

  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家,“数字战略和规划”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连接国家现状与未来目标的桥梁,具有先导性和前瞻性。而政策是落实全局战略规划的具体举措。经合组织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给予成员国政策保障,并体现为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2000年至今,经合组织共发布28份与教育数字化主题强相关的政策报告,其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逐步推进的制度演变。诺贝尔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间断且不均衡的,多数国家的经济在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的过程中会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在此过程中,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而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16]该观点同样适用于教育领域。

  在教育变革的背景下,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构成制度变迁的核心驱动力。技术发展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更新技术和知识,从而推动教育模式的变革,渐进地改变着教育制度。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经合组织制定政策也符合帕累托改进理论①,即优先关注最具影响力的领域,确保持续监测和制度优化,充分发挥数字教育政策在全球治理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经合组织通过监测评估提升教育相关者的数字技术能力,包括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PIAAC)、教师教学国际调查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其中,PISA是重要的测评工具,2000年开始用于衡量各国15岁青少年运用阅读、数学、科学知识和技能应对现实生活挑战的能力,并且每年侧重于一个主题。从PISA 2000到PISA 2022,经合组织始终重视学生的信息通信技术能力,并逐步扩展到当前的数字技术能力,其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学生的信息技能框架构建。在PISA2022测评中,经合组织开发了一个理论框架,旨在评估ICT在教学中的整合方式。该框架记录了学生在校内外是如何获取和使用ICT资源,并考察了教师、学校及教育系统是如何将ICT融入教学时间和学习环境。该框架探讨了系统因素如何影响学校和学生获取ICT能力的途径,包括ICT的可用性、ICT与教学实践的互动,以及ICT在提升学生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中的作用。[19]

  二是教师的信息技能框架构建。经合组织同样开发了有关教师数字化能力的测评框架。PISA的Teacher ICT(简称TICT)是针对教师ICT熟悉度的相关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涵盖评估教师在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经验和能力,重点关注数字技术使用情况、数字技术整合程度以及数字技术的教育价值观。此外,针对教师的数字化能力,经合组织还开展了信息化与数字化能力培训。如经合组织教育司与瑞典知识基金会合作发起“ICT和初任教师培训研究”项目,旨在解决各国政府在学校信息通信技术方面投资巨大但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该研究的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比较的角度,详细介绍了如何在初任教师培训中有效使用新技术;二是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主要相关利益者对当前和未来初级教师培训中使用技术的看法;三是为该领域的教师培训机构和政府提供政策性建议。最终,经合组织基于问卷测试,为参与测评的国家发布了初任教师培训中的信息通信技术综合国家报告,为成员国的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提供了宝贵的政策建议。[20]

  多元主体协商参与、发挥国际协作能力是经合组织推动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普遍策略。通过在数字资源开发领域和数字能力培训指导等事项上建立国际共识,打造数字共享平台,从而形成内外联动、多元协同的数字教育发展格局。

  经合组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设计和推动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一是举办国际会议和网络研讨会。面对全球教育数字化浪潮,经合组织通过组织国际会议和网络研讨会的方式,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平台,促使世界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创新,这不仅有助于推广成功的教育数字化经验,还促使各国积极思考和解决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难题。这些知识交流不仅推动了教育体系的现代化,也有助于缩小不同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例如,2023年3月,经合组织举办人工智能在工作、创新、生产力和技能方面的国际会议,就政策制定、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GPT-4的演示等进行了广泛讨论。[21]2025年4月,经合组织又通过网络研讨会的方式,探讨了各国如何鼓励人工智能素养培训情况,帮助人们加深对人工智能实践项目的理解。[22]这种政策的协同努力有助于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化环境,为教育系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提供数字资源平台,输出经合组织数字教育理念。经合组织通过设立博客和论坛,围绕当前社会面临的各类问题共提供了10个主题的讨论平台。其中,“当今的教育与技能”(The OECD edutoday blog)和“人工智能专家”(The AI Wonk)是两个专注于输出教育数字化转型理念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些数字资源平台,经合组织将其专业的研究成果、政策建议、成功的案例分享给全球受众,使各国教育从业者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教育趋势,帮助他们深入理解经合组织对于数字教育发展的观点,从而更好地应对日益变化的教育挑战。这种全球性的交流有助于激发创新思维,推动数字教育的跨文化发展,并促进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全球数字教育共同体的构建。

  三是充分发挥专家智库的作用。经合组织通过组建智库,借助各国议员的见解,为全球数字教育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持。经合组织鼓励各国议员积极参与,并分享他们在教育数字化领域的实践经验和政策见解,搭建了一个共享、学习与合作的平台,帮助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教育治理。该平台有助于形成全球共识,促进各国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强协同合作,避免重复建设,实现经验互补。就“教育数字化主题”而言,新冠疫情期间,经合组织全球议会网络中的议员们围绕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问题展开线),通过倾听立法者的观点,促进同行间的交流与学习,从而为推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这种协同合作不仅推动了研究与实践的深度融合,还帮助各国更有效地应对数字时代的教育挑战,进而促进教育体系的创新与提升。

  数字化转型的纵深发展对全球教育治理提出系统性挑战。经合组织基于技术赋能与伦理规约的双重逻辑,从数据治理、质量监管、系统创新三向度锚定未来行动框架:一是通过弥合数据鸿沟,构建包容性教育生态,推动教育公平从机会普惠转向实质正义;二是依托技术驱动的质量监测体系重塑教育标准,确保各国教育质量提升;三是以数字技术为杠杆撬动教育系统结构变革,构建完整、协调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三者协同作用,共同指向数字化转型的“包容性增长”目标,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兼具战略前瞻性与实践可行性的政策图谱。

  经合组织是较早关注教育数字化问题的国际组织。当人们还在感叹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革新带来无限可能之时,经合组织的注意力早已聚焦获取信息通信技术所带来的差距,并认识到教育是解决该问题的核心要素。2000年,经合组织发布《学会弥合数字鸿沟》(Learning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的报告。其定义了“学习数字鸿沟”的差距与获取技术本身方面的差距,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学习数字鸿沟”,并为弥合这一鸿沟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具体创新措施。经合组织意识到信息通信技术已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在推动“新经济”出现的同时也排斥着缺乏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穷人”,尤其是在成人教育领域。[23]若无政策干预,ICT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因此,经合组织的注意力集中于“数字鸿沟”,并将该术语定义为获取信息通信技术上的差距。经合组织认为教育与学习是解决该问题的核心方案。当时,数字技术还未蓬勃发展,经合组织对于ICT资源获取与技术获得的担忧主要集中于成人教育领域。

  基于此,经合组织将政策着力点置于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主张通过全纳教育理念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培育全民数字素养,以破解结构性困境。大量研究表明,技术投资对教育成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技术的获取问题,而且涉及更为复杂的数字鸿沟问题。如果说之前的数字鸿沟在于数字技术的获取,新的数字鸿沟则在于是否能从技术中获益的能力。这些技能的获得与学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经合组织对各国的倡议是应尽最大努力提升教师和学生使用计算机的频率。到2020年,数字鸿沟愈发引起各成员国的重视,数字技术为全纳教育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数字化,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其可能遭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鸿沟风险。[24]

  本研究借鉴经合组织对ICT技术与终身学习关系的探讨,尝试构建并优化数字技术与终身学习理念的整合模型。数字技术发展与终身学习理念的推进,与经合组织的政策目标高度契合:即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增强社会包容性。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从ICT发展到人工智能,变的是技术革新,不变的是政策目标。其复杂性在于部分政策不仅提升了经济竞争力,还致力于克服社会排斥,增强包容性。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终身学习理念的达成。如图1所示,唯有把重心放在图表的中心位置,即终身学习和数字技术共同支持这两个政策目标的位置,才能克服数字鸿沟。

  数字化教育系统本身并非最终目标,而是提升教育质量的有力工具。精心设计的监测与评估框架能够为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效指导。尽管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了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但在政策发展过程中,如何构建与国家数字化总体战略愿景相一致的全面监测与评估机制,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25]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资源呈现井喷式增长,为学生提供了大量获取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如在线隐私泄露、网络欺凌、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这些风险无处不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冠疫情期间推荐给儿童的163种教育技术产品的分析为例,其中89%的产品收集了儿童在非正式教育环境中的个人信息,更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26]经合组织的调查表明,新冠疫情显著增加了教育环境中数据共享的数量,从而加剧了学生隐私受到侵害的风险。[27]该风险因素对教育质量的提升产生了直接影响。数字技术的革新和普及不仅未能推动教育发展,反而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因此,亟须建立有效的监管框架来指导数字教育,并确保各国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

  尽管经合组织和欧盟已经针对数字化学习环境提出了一些隐私保护的指导原则,但在专门保护学习者个人数据的层面,仍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规定。作为成员国,法国教育部与国家数据保护机构于2015年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通过培训和资源支持,提高了教师和学校领导对数据保护流程的认识。[28]此外,法国数据保护机构还制定了一个参考框架,用于培训专门从事数据保护的专业人才。[29]英国教育部也开发了一套数据保护工具包,帮助学校遵守数据保护法并开展相关活动。虽然部分成员国已建立了这样的监管框架,教育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需要更多指导和支持,以确保其遵守这些法规。此外,关于人工智能在教育环境中的应用,经合组织和欧盟教育体系目前仍普遍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和操作性指导。[30]因此,建立一个高质量、科学的监管框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鉴于评价、评估工具和方法的多样性,教育系统还需确保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提供连贯一致的监管和指导,以促进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

  为数字教育建立连贯的质量保证体系,需要在评估框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实现有效衔接。此外,还应在整个教育体系内构建全面的质量保障能力。从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课堂学习评估的教师,到依靠数据监测、分析和评估教育成果的学校领导与教育管理者,所有相关方都应具备相应的能力,以确保数字化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31]

  当前,各国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缺乏一个完整、协调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如何构建、如何利用、如何革新该生态系统。

  一是系统构建。纵观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大多数侧重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发展与创新。例如,许多政策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投资、数字学习资源的研发等方面。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未形成一个统一、互联互通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大量教育利益相关者,如科技公司、供应商、非营利组织、媒体和传播机构等,仍然未能充分融入该系统。这种缺乏系统整合与协作的现象,阻碍了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全面发展与创新。

  二是系统的有效利用。整合并互联各个子系统,如学生信息系统、学校数字管理系统、监测评估系统等,能够有效解决碎片化问题,促进数字资源的共享和流通,从而提升整体效益。在这一过程中,确保各子系统间的数据互通、功能协同是关键。这样不仅能够减少重复性工作,还能提高教学管理效率。经合组织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历程,正是从关注部分要素逐步向构建系统化框架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到打造集中式的数字信息中心,再到革新数字学习资源与提升师生的数字技能,经合组织在过去数十年中致力于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其认为,当前数字教育发展成本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碎片化。这一生态系统由各类数字工具和资源构成,若管理不当,资源的多样性可能导致数据重复,多个数据条目分布在不同的软件系统中。这种情况不仅加重了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工作负担,还削弱了数据分析和决策的准确性。

  三是系统创新。经合组织教育数字化转型强调通过系统创新来优化教育效率。《经合组织2023 年数字教育展望:迈向有效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表明,为完成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建立有效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即使因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如何构建、利用和创新数字生态系统,使其有助于教育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应关注的重点问题。总体而言,构建和创新教育数字化生态系统是实现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只有通过有机整合、协同创新,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实现教育的全面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①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指在资源或政策调整后,至少使一方的福利得到提高且不削弱任何其他方的福利,从而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无损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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